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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作为家园和信仰

文丨李少君

在汉语语境中，“自然”一词具有复杂多义的含义，除了指大自然之外，也可形容一种状态，比如自然而然，任其自然；还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……这些意思又相互关联相互缠绕，显示出自然一词具有的张力。作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观“道法自然”，就同时蕴含了这多种意义。

自然就是家园。在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等最早的诗歌中，就呈现出自然与人类的密切关系，自然就是人类的家园，《诗经》中有大量关于草木的描述，如荇菜、卷耳、蕨薇、荠菜、芹、梅、栗、葛麻等，这些很多是可供食用、药用和制衣的日常必需品，《楚辞》里则有桂、椒、杜衡、薜荔、兰、芷、蕙草等，起着装饰美好生活的作用，这些诗歌里营造的，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关系。

自然是人类的家园，除了生活的相互依存，还有更进一步的情感的体验。古人把人与天地作为情感共同体，天地是有情的天地，显示了人类与万物本能的亲和关系。理学家张载在《西铭》称：“乾称父，坤称母，予兹藐焉，乃混然中处。故天地之塞，吾其体；天地之帅，吾其性。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”，张载把天当作父亲，地当作母亲，天地之间皆同胞兄弟，万物皆同类。这就人与天地万物的情感共同体，也是命运共同体。天地之间就是家园。

因此，在自然这个家园里，万物皆有情。世界是一个有情世界，天地乃有情天地。王夫之在《诗广传》中称：“君子之心，有与天地同情者，有与禽鱼鸟木同情者，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……悉得其情，而皆有以裁用之，大以体天地之化，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。”古人推己及人，由己及物，把山水、自然、万物当成朋友兄弟，王维诗云：“流水如有意，暮禽相与还”；李白感叹：“相看两不厌，唯有敬亭山”；李清照称：“水光山色与人亲”。

在中国古典文学和诗歌中，“情之一字，所以维持世界”，宇宙是“有情天地，生生不已”。天地、人间、万物都是有情的，所谓“万象为宾客”、“侣鱼虾而友麋鹿”、“小鸟枝头亦朋友”等等。情，是人们克服虚无、抵抗死亡的利器。世界，是一个集体存在、彼此感应、相互联系、同情共感的命运共同体。

自然还被认为是永恒的象征。自然之永恒性，体现在山水精神中。对照人类的有限短暂一生，山水是永恒的。作家韩少功分析：“在全人类各民族所共有的心理逻辑之下，除了不老的青山、不废的江河、不灭的太阳，还有什么东西更能构建一种与不朽精神相对应的物质形式？还有什么美学形象更能承担一种信念的永恒品格？”山水本身本认为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和永恒的精神品格。“仁者爱山，智者爱水”，山水也成为人物品评的一个标准，人格的象征。

赵汀阳分析历史中的渔樵史学，指出：“渔樵一定要借山水以观历史，以青山去看青史，山水成为了一个纵览历史一切变化的常数尺度。山水不是历史的利益相关者，而是一切兴衰成败的无言旁观者，渔樵为之代言。渔樵站在山水的同样位置上，与山水一体，凭借山水的尺度，渔樵就有资格谈论历史，所以，对于渔樵，古今之事只是超越是非的笑谈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渔樵所谈论的是历史性，也即哲学化的历史，也就成为超越者，所见的历史乃是道的展开，‘人间正道是沧桑’也是此意”。

赵汀阳认为山水具有在地而不远人的超越性，因此山水被当作道的形象。作为道的显形意象，山水确实坐落在世界里，是人间世界的一个内部存在，与具有“在地超越性”的山水相对应的是熙熙攘攘的社会和似水流年的历史。仁者智者借得山水的尺度以观历史，因此能够平静理解人世。传说渔樵是山水之友，识得山水之象，于是渔樵被看作山水的代言人。这种渔樵史学，本质上就是指认自然山水的永恒性，还有超越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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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还是中国人的信仰。任何文明都需要超越性的向度。自然在中国文明中正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。中国自古以来推崇的都是自然神，在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，崇拜的都是与自然相关的神灵，比如与物质生产有关的神农氏、燧人氏、妈祖等，与人间生活有关木匠祖师爷鲁班、纺织女神黄道婆、药王孙思邈等，还有自然神龙王、雷神、风神等，都建立庙宇祭拜，各地则供奉着土地神，这些，都充分说明中国人对自然的崇拜。

自然的超越性还表现在其安抚人心慰藉情感的功效。自然山水具有强大的精神净化作用，灵魂过滤功能。诗人谢灵运很早就说：“山水含清晖，清晖能娱人”；汤传楹《与展成》文中称：“胸中块垒，急须以西山爽气消之”；南朝吴均《与朱元思书》里更进一步说：“鸢飞戾天者，望峰息心；经纶世务者，窥谷忘返”……看见山水，人们可以忘记一切世俗烦恼，可以化解所有焦虑紧张，所以古人称“山可镇俗，水可涤妄”，山水是精神的净化器。西方也有类似说法，比如把自然看作“人类的避难所”，美国作家华莱士斯泰格纳认为现代人应该到自然之中去“施行精神洗礼”。

所以，中国传统，自然至上。道法自然，自然是中国文明的基础。自然与诗歌艺术有着漫长的亲缘关系。自然山水是诗歌永恒的源泉，是诗人灵感的来源。道法自然，山水启蒙诗歌及艺术。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，几乎是中国诗歌和艺术的一个定律。自然山水可以安慰心灵，缓解世俗的压抑。山有神而水有灵，王维称其水墨是“肇自然之性，成造化之功”；董其昌称：“画家以天地为师，其次以山川为师，其次以古人为师”；诗人袁宏道说：“师森罗万象，不师古人。”以自然山水为师，是众多伟大的诗人艺术家们艺术实践的共同心得体会。

自然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，以及自然山水巨大的精神净化功能和灵魂疗治作用，导致中国古代山水诗和山水画盛行，自然山水诗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流。陶渊明、王维、李白、杜甫、苏东坡等等都是伟大的自然诗人，写下过大量的经典杰作。

古典诗歌与自然

1、陶渊明

陶渊明被认为是第一个自然诗人，他的诗歌里，不仅仅有山水田园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是真正的“道法自然”，他把自然作为了一种生活方式。

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”，陶渊明把自己作为自然和历史的一个过程，所以，他是真正地做到了在自然中安心安身。

陶渊明之所以被认为是第一个自然诗人，与其所处时代有关。一般认为，自然作为一种观念，就是在魏晋时期确立的。魏晋时期名教和自然之争，开启了思想解放，启蒙了人的觉醒，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摆脱种种观念束缚，冲破礼教的桎梏，是当时的一股潮流，并从此打开了任情任性的闸口。陶渊明就是新思想新观念的实践者和行动者。“归去来兮”，就是陶渊明的个人宣言和行动纲领，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宣言。

陶渊明的诗被称为“田园诗”，孙康宜认为“田园诗”偏重抒情，谢灵运的“山水诗”则偏重描写。还有论者称陶渊明是主观的、全身心的，谢灵运是客观的、局部的，一个重写意，一个则写实。

陶渊明的“田园诗”最重要的特征是抒情，一种扩大了的自我抒情，比如对田园的真心热爱：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”；很满意自己居住的地方：“众鸟欣有托，吾亦爱吾庐”、“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……户庭无尘杂，虚室有余闲”；对耕读生活的沉浸：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”；对乡土的眷念：“山涤余霭，宇暧微霄。有风自南，翼彼新苗”；连风也是有情的：“平畴交远风，良苗亦怀新”；陶渊明喜爱菊松兰柳：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“秋菊有佳色，裛露掇其英”“秋菊盈园”“芳菊开林耀，青松冠岩列”“三径就荒，松菊犹存”“青松在东园，众草没其姿，凝霜珍异类，卓然见高枝”“幽兰生前庭，含熏待春风”“荣荣窗下兰，密密堂前柳”等等；陶渊明对自然的真心热爱，所以才会有退隐之后的由衷感叹：“久在樊笼里，终得返自然”。

因为陶渊明的隐逸个性，他基本上回退到了自己个人的空间，他不像谢灵运那样开山拓道，到处巡游。因此，广阔的大自然还在等待另外的人出场，那就是李白。

2、王维

王维是田园诗和山水诗的融合者和集大成者，在他和孟浩然之前，田园诗和山水诗各自发展。王维在更高层次上统合了田园诗和山水诗，他是以“道”或者说“禅”统合了抒情和描写，写意和写实，呈现出更高的自然意境。

王维时代，隐逸风气流行，王维将自己隐退在山水之后，让自然自己呈现。越往后，王维越来越更彻底融入乃至消泯于自然之中。

王维最主要的风格是“清”。首先是清新，王维所写皆自然清新风景，三五几笔，淡淡几句，就勾勒出清晰的景观，可谓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，比如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“渡头余落日，墟里上孤烟”“漠漠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啭黄鹂”等等，都宛如一幅幅风景小品画；其次是清静，最后都落入清静之境，其诗让人安心，比如“人闲桂花落，鸟鸣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”，动中有静，静中有动，最终落入一个万籁俱寂的世界，构成一个生机勃勃但又清明剔透的空间；还有就是清雅，王维的诗都有高妙境界，格调多为清雅，但内含生机，比如“雨中山果落，松下草虫鸣”，钱穆先生甚至认为这十个字就是一部中国哲学史，因为写清说透了万物生长消失循环不已生生不息的自然原理，山果自然成熟坠落，草虫鸣叫显示一片生机盎然，自然就在这样来来去去中轮回循环，这样空灵的境界就是宇宙的本质，人在其中可以领悟超然，看淡得失，最后落入澄静澄然境地。还有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也是如此，任期自然，将自己彻底交付本然自然，万事不再纠缠纠结，到达随心随欲的境界。

王维的诗，可以说将自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，以致成为了山水诗的最佳典范。

3、李白

李白与自然一体，他仿佛就是大自然的一个部分。

如果说陶渊明和王维在自然面前是退却的姿态，是向内的，李白则是出击的状态，是外向的，其主体性如同那些崇山峻岭，醒目而挺拔。

李白自己就是崇山峻岭和大江大河，“阳春召我以烟景，大块假我以文章”，只有李白，如此张扬又如此自信。

李白就是云海翻腾、江河涌动的大自然本身。李白可谓天纵奇才，汪洋横溢，古人早有定评：“大江无风，波浪自涌，白云从空，随风变灭，此殆天授，非人可及”。

李白诗中多壮丽意象，上天揽月随处摘星辰，下海骑鲸顺手捞珍珠，可谓气吞山河、包孕日月，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还”“黄河落天走东海，万里写入胸怀间”、“登高壮观天地间，大江茫茫去不还。黄云万里动风色，白波九道流雪山”，这样气势磅礴的诗歌，只有李白写得出来。李白喜欢宏大叙事，用一切大词：大鹏、大鱼、巨鲸、大江、大河、沧海、雪山、绝顶等等，这和到处开疆拓土、万邦朝圣的盛唐精神是一致的。“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”“月下飞天镜，云生结海楼”“天清江月白，心静海鸥知”“人行明镜中，鸟度屏风里”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“两岸青山相对处，孤帆一片日边来”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”……李白一生游历了无数名山大川，“五岳寻山不辞远，一生好入名山游”，真正做到了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”，这也是其开阔自由精神和豪放壮观气象的彰显。

李白的诗歌风格，比起王维的精心精致精美来，更加自由恣肆，无所顾忌，所以他的诗歌风格更加变化多端，既有豪放如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等，也有悲壮如《蜀道难》等，还有小清新的《玉阶怨》等，以及人世缠绵的《长干行》等等。

4、杜甫

如果说李白本身是大自然的化身，杜甫则是在自然中获得慰藉和安心。

杜甫总是将人事置于广阔的大自然背景下来展开：“一川何绮丽，尽日穷壮观”，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 “吴楚东南柝，乾坤日夜浮” 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……等等，何其壮丽！杜甫能把景色写得如此恢弘开阔，其实还是源于其强盛的生命意志力，这种生命意志力使他任何时候都不气馁。所以无论他本人处境如何凄惨，他的诗歌仍然让人读来有一种生气，因为，大自然本身是生机勃勃、生生不息的。

《旅夜书怀》特别典型，这首诗只有八句：“细草微风岸，危樯独夜舟。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。名岂文章著，官应老病休。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”，把杜甫晚年孤独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但另一方面，这首诗似乎又一点也不悲凉，“天地一沙鸥”，其实，何人不是如此啊？何况还有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”这样值得人生留恋的瑰丽景色。

还比如《秋兴》之一：“夔府孤城落日斜，每依北斗望京华。听猿实下三声泪，奉使虚随八月槎。画省香炉违伏枕，山楼粉堞隐悲笳。请看石上藤萝月，已映洲前芦荻花”，前面还是“听猿实下三声泪”，最后却说“请看石上藤萝月，已映洲前芦荻花”，杜甫总能从大自然中找到美丽、温暖和安慰，个人在自然的广阔中得到了慰藉。

5、苏东坡

苏东坡游于山水之间，不仅仅是游走，他还游心。

苏东坡的自然观和陶渊明相近，也是将自己视为浩淼星空长河中的一环，承前启后，所以他不焦虑，也不气馁，他怡然自得，游刃有余，在自然之中，心安理得地平静对待自己的遭遇，安度自己的一生，即使最困苦的时候，他也总有办法自得其乐，享受生活。苏东坡因为和陶渊明心有戚戚然，所以特别喜欢陶渊明，甚至专门写“和陶诗”。

《前赤壁赋》里就泄露了苏东坡的心底奥秘：“侣鱼虾而友麋鹿，驾一叶之扁舟，举匏樽以相属。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。挟飞仙以遨游，抱明月而长终。”人其实都只是自然长河中的一环，做好该做的事情就可，其他就交给时间和历史，所以苏东坡感叹：“客亦知夫水与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；盈虚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长也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，而又何羡乎! ”至此，苏东坡获得了超脱的心态，不再恐惧死亡，而是将自己托付于宇宙消长变化的时间长河之中。珍重当下，珍惜此刻，成为他最自然的选择。苏东坡最终达到了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境界，可以说和陶渊明的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”一脉相承。

苏东坡明了世界和生活的本质，所以总是乐观热情，全身心地投入人生下一场，即使不断被流放，但他认为自己平生功业，恰恰在三个流放之地：黄州、惠州与儋州。苏东坡的《定风波》最能体现他的从容心态，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

苏东坡的这种广阔胸怀，可以说是具有“天地境界”，所以其创作也是汪洋恣肆，相比陶渊明的恬然冲淡，苏东坡可以说包罗万象，以致要用“苏海”（韩潮苏海）来概括其创作。而苏东坡对自己的创作也有一个总结：“吾文如万斜泉涌，不择地而出。在平地滔滔汩汩，虽一日干里无难；及其与山石曲折，随物赋形，而不可知也。所可知者，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不可不止”，这就是真正的文无定法自然而然。因此，苏东坡的诗词，有豪迈如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，婉约如“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”，飘逸如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”，明丽如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等等。

苏东坡自然观的成熟，象征中国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。所以，宋代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顶峰时期。陈寅恪称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天水一朝”“天水一朝之文化，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”。诚哉斯言！

自然重新被关注，成为生态问题

自然再次被关注，却是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的，那就是变成了生态问题。

所谓生态问题，与现代性有关。生态问题一次又一次进入公众视野，都与环境污染有关，尤其一些重大的污染事故比如水污染、农药污染、鲸鱼大象猎杀、珍稀动物频临灭绝等等，还有就是和每个人有关的情况，比如温室气体上升、雾霾、沙尘暴、北极冰川融化乃至病毒瘟疫大爆发等等，这些表明上是外在环境问题，但其产生，也与人心的变异有关。

“生态”这个词古已有之，原指美好生动，南朝梁简文帝《筝赋》“佳人采撷，动容生态”；唐杜甫“邻鸡野哭如昨日，物色生态能几时？”等等，后有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的意思。而在现代观念里，生态是指生物和生命的状态，及与周围环境、万事万物的关系。如果说自然就是人类的家园，那么这个家园的内涵，已经被置换为环境——人和其周边网络包括物质的、社会的、精神的等外部世界关系，如果这种关系出现不协调，就是生态出了问题，生态系统被破坏，生态自然循环出现故障。所以，生态成了现代人最关心的问题。

生态的和谐平衡，已经成为现代人追求的最大目标之一，而在古代，这似乎是一个毋庸置疑不证自明的状态。

美国的自然文学发育较早，也许因为在工业化浪潮中相对欧洲后发，美国对现代文明的负面作用反省较早。有“美国文明之父”之称的爱默生曾经强调：人类应该遵守两句格言，一是认识你自己，二是研习大自然。爱默生号召美国文学回归自然，他甚至说：欧洲大陆文化太腐朽了，需要自然之风来吹拂一下。在很多学者看来，正是自然文学的发展，使美国文学区别于重人文的欧洲文学，使新大陆区别于旧大陆。确实，美国自然文学经典比比皆是，惠特曼的《草叶集》、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、奥尔多•利奥波德《沙乡年鉴》等等。

美国文学的生态问题，可以说直到蕾切尔·卡森的《寂静的春天》出现才引起广泛注意，也可以说，自然写作从此转化为了生态文学。因为，生态危机让人们越来越有紧迫感。奥尔多•利奥波德提出著名的“土地伦理”，他说：“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野生生物就像和风和日出日落一样，自生自灭，直到它们在我们面前慢慢地消失。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高质量的生活是否要在自然的、野生的和自由的生物身上花费钱财。我们人类对于整个生物界来说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，那么能够真正看到自然界中的鹅群的机会比在电视上看更重要，有机会发现一只白头翁就像我们有权利说话一样神圣不可侵犯。”

所以，生态问题，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。自然这个概念被生态替换，本身就是现代性危机的表征。

生态危机也反映在中国当代文学中。一是所谓“人定胜天”的僭越观念，完全抛弃“天人合一”的优秀传统。在西方，上帝死了，人僭越上帝之位，自认为是世界的主人，自然的征服者，不再尊重自然和其他物种，将它们视为可任意驱使随意采用的资源和材料。自然问题从此变成一个经济问题或科技问题，而非人类所赖以依存的家园，与人类休戚相关的安居之所。自然从此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而中国追随西方后尘，开始加快“征服自然”的步伐，在经济高速运转的同时，生态越来越陷入深重危机；二是所谓“文学是人学”的极端渲染，忘却了“道法自然”“万物有灵”的准则，抛弃了“境界”作为中国文学最高评判标准和最高艺术价值的传统。“文学是人学”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界最著名的一句口号。在基督教背景下，这句话不难理解。基督教曾以关注人的堕落与救赎为借口，以来自天国的拯救为许诺，对人性强行改造和压制。文艺复兴以后，人的解放成为潮流，人性大释放，文学也就以对人性的表现和研究作为最主要的主题。但“文学是人学”的说法产生了一系列后果，就是过度将自我人权置于其他生命的权利之上。人类优先原则，导致了其他物种甚至种族的大规模灭绝。中国现代也步其后尘，五四时期强调所谓“国民性改造”，夸大中国人人性中的黑暗面和负面，导致民族普遍地自卑和自贬，并且一直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。人性被简单地理解为“欲望”，甚至，“人性恶”被视为所谓普遍的人性，说什么“人性之恶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”，以至文学中勾心斗角、人欲横流、尔虞我诈、比恶比丑、唯钱唯权的“厚黑学”流行，其内容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：每一页都充斥人斗人。从官场、商场到情场、职场，连古典宫廷戏、现代家庭情感剧也不放过。至此，真善美被认为是虚伪，古典文学中常见的清风明月、青山绿水隐而不见。自然从当代文学中消失隐匿了，以致自然写作和生态文学在2000年前后逐渐出现时，仿佛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。

这些问题累积，已开始走到一个极端。人的自我膨胀，欲望的无限扩张，导致出现德籍韩裔哲学家韩炳哲所说的功绩社会的胜利。《纽约时报》最近有篇文章标题就是“全球愈演愈烈的悲伤浪潮”，盖洛普每年对140多个国家的约15万人开展情感生活调查，去年，消极情绪数据创下新高。韩炳哲的《倦怠社会》一书对此分析：倦怠社会出现，是因为功绩社会对成功的过度推崇导致出现大量忧郁患者和失败者，人因此变得很冷漠倦怠。这一现象也与大量强刺激的过度信息轰炸有关，大数据巨大的信息量等同大规模精神杀伤性武器，撕裂个体。很多信息是虚假的，虚假信息喧嚣不仅让灵性消失，而且容易引发幻灭感和虚无感。这种强力持续刺激也导致了人的倦怠。韩炳哲另一本书《爱欲之死》，认为因为过度个人主义，过度自恋，导致人们不再关心关注他者，人类亲密关系断裂，导致爱欲之死，深度忧郁症者增多。但是，只要爱欲不死，人类就有希望。爱欲需要指向他者，需要心灵默契彼此回应。解决爱欲之死的问题，就是与他者和谐共处，与他者建立相亲相爱相依相守的关系。

自然，无疑是最大的他者之一，是人类的尺度和镜子，也是人类最应该敬重的他者，只有心怀自然，我们才能守住家园。自然这一人类的家园，是我们唯一可以寄托心灵抚慰情感之所，这样，人类才能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之上。

海德格尔很早就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，在《存在与时间》中，海德格尔呼吁回复天地人神的循环，人只是这其中的一环，反对把人单独抽取出来，作为世界的中心和主角，凌驾于万物之上。人应该严守自己的本分和位格，在天地人神的循环中葆有敬畏之心，谦逊行事。这可以说与中国古代智慧相互呼应。在生态问题上，我们不仅要强调个人的自觉自律，更要强调人类集体的自觉自律，构建人与自然的万物命运共同体。

从古典诗歌中学习什么？

面对错综复杂的当代世界，诗人往往会秉持最古老的价值，而最古老的价值往往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价值，是人类价值的根基，是新的时代价值创造转化的基因和源泉。

所以，我认为，只有重新学习借鉴古代的自然观，才能最终解决现代生态问题。

在当代，秉持古老的自然观，就是一个当代生态主义的立场和姿态。

古人对自然的推崇，对当代诗歌很有启迪意义。比如对“境界”的推崇，就是对个人和环境和谐共处相互依存的强调。“境界”是古典文学的核心概念。“境界”一定是包含着他者的，一定包含着“无数的人们与无穷的远方”。中国诗歌强调“境界”其实与尊崇自然密切相关。王国维说：“有大境界则自高格”。何谓境界？我的理解就是指个人对自然的领悟并最终与自然相融和谐共处，就是一种精神层次与心灵品格。唐僧园晖所撰《俱舍论颂稀疏》称：“心之所游履攀援者，故称为境。”哲学家冯友兰认为：“中国哲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”，学者张世英说：“中国美学是一种超越美学，对境界的追求是其重要特点。”境界，就是人的精神等级，但这一精神层次的基础就是自然与世界，反映人的认识水平、心灵品位。境界里有景、有情，当然，更有人——自我。最高的境界，是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”，是“游于艺”，是“天人合一”，是安心于自然之中。追求境界，就是寻找存在的意义，其本质是一种内在超越。学者胡晓明称：“境界的要义，就是创造一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世界，在其中安心、超越、生活”。

境界的相关条件是自然，或者说，没有自然作为前提，就没有什么境界。古人早就说过：“山水映道”，瑞士哲学家阿米尔也称：“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”。学者朱良志说王维的诗歌短短几句，看似内容单调，但他实则是以情造出了一个“境”，比如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”，还有“飒飒秋雨中，浅浅石溜泻。跳波自相溅，白鹭惊复下”……都独自构成了一个个清静自足但内里蕴涵生意的世界，是一个个完整又鲜活的“境”。在此境中，心与天地合一，生命与宇宙融为一体，故能心安。而按海德格尔的哲学，境界应该就是天地人神的循环之中，人应该“倾听”、“领会”与“守护”的那个部分。

杜甫更是“天地境界”的典型。杜甫早年是一个强力诗人，“主体性”非常强大，在他历经艰难、视野宽广之后，他跳出了个人一己之关注，将关怀撒向了广大的人间。他的境界不断升华，胸怀日益开阔，视野愈加恢弘，成为了一个具有“圣人”情怀的诗人，杜甫让人感到世界的温暖和美好。杜甫被认为是具有最高境界的诗人，到达了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：“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，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，即宇宙。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，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。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，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‘天民’。有这种觉解，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。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，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。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，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”，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就是圣人，所以历史称杜甫为“诗圣”。杜甫与自然的关系，前面已经说过了，他精神深处储存着山河气势宇宙能量，所以永远达观积极，心怀天下。

当代文学包括诗歌如果关注自然，就应该继承或者说重新恢复或者说光大创新类似关于“境界”这样的美学观念、规范和标准。

还有对地方性文学的维护，也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。古典诗歌对地方性的强调，其实就是对自然的尊重。古人很早就有“北质而南文”的说法，强调地域对文学的影响。清末民初学者四川学者刘咸炘探讨各地地域文化特征称：“夫民生异俗，土气成风。扬州性轻则词丽，楚人音哀则骚工，徽歙多商故文士多密察于考据，常州临水故经师亦摇荡其情衷。吾蜀介南北之间，折文质之中，抗三方而屹屹，独完气于鸿蒙。”有一定地理和历史学的依据。美国诗人施耐德在现代语境下，将地域性理解为“地域生态性”，强调保持地域生态完整性，保护地域的整体生态，颇具现代生态意识。

江南文化曾是地域文化的典型。很长一个时间段，江南之美曾是中国之美的代表。古人说：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江南是中国人最理想的居住地。自然和生活融合，理想和现实并存，诗意和人间烟火共处。江南最符合中国人向往的生活方式、观念与价值：道法自然。江南将“道法自然”变成了现实。“道法自然”是诗意的源泉，江南文化因此被称为“诗性文化”，是中国文化中最具美学魅力的部分。“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”，江南也；““青山隐隐水迢迢，秋尽江南草未凋。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”，亦江南也；“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钓叟莲娃”，还是江南；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，”最难忘江南……江南曾是自然、生活与诗意的最佳结合之地。古代的江南诗歌，就是地方性成功的典范。

参考书目：《存在与时间》（【德】海德格尔著）、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（李泽厚著）、《论自然》（【美】爱默生著）、《盛唐诗》（【美】宇文所安著）、《历史、山水、渔樵》（赵汀阳著）、《抒情与描写：六朝文学概论》（孙康宜著）、《“自然”之辩》（杨治宜著）、《山河无尽》（【美】加里·斯奈德著）、《第二个经典时代》（吕正惠著）、《李白传》（李长之著）、《陶渊明传论》（李长之著）、《苏东坡传》（林语堂著）、《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》（【日】小尾郊一著）、《倦怠社会》（【德】韩炳哲著）、《爱欲之死》（【德】韩炳哲著）、《终南山的变容》（【日】川合康三著）、《杜甫：中国最伟大的诗人》（洪业著）、《诗与文化心灵》（胡晓明著）等。

——本文刊登于《长江学术》2023年第二期

李少君1967年生，湖南湘乡人，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，主要著作有《自然集》、《草根集》、《海天集》、《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》等，被誉为“自然诗人”。曾任《天涯》杂志主编，海南省作协副主席，海南省文联副主席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《诗刊》社主编，一级作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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